一一九九七年，香港回归那年，我十四岁。那年秋天，我爸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，
说要种一棵树。我蹲在旁边看，看他抡起镐头刨下去，土坷垃蹦起来，砸在我脚背上。
他回头瞪我一眼：“往后站。”我往后挪了半米。那棵树苗是从镇上买回来的，
光秃秃的一根杆子，比我拇指粗不了多少，根部裹着一团泥，用草绳缠着。
我爸把它放进坑里，扶正，让我扶着，他一锹一锹往坑里填土。“这是什么树？”我问。
“柿子树。”“能结柿子吗？”“能。”他把土踩实，又浇了一桶水，“等你长大，
它就结了。”我站在那棵比我高不了多少的树苗旁边，想象它结满柿子的样子。
那画面太遥远，遥远得像电视里的香港回归仪式，看得见，摸不着。那时候我不知道，
这棵树会在往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，一直站在那里。看着我长大，看着我离开，看着我回来。
也不知道，有些事，有些人，会和这棵树一样，种下了，就再也拔不出来。
二我家的院子在长安镇西街，再往西就是麦田，麦田尽头是秦岭。站在院子里往西看，
天气好的时候，能看见山的轮廓，青灰色的一长溜，趴在天地之间。
镇上的人管那座山叫南山。我小时候以为那就是古诗里说的“南山”，后来学了地理才知道，
那是秦岭，东西绵延一千多公里，把中国分成南北。我家祖祖辈辈住在这山脚下。
爷爷是铁匠，我爸也是铁匠。我爸的铺子就在临街那间房里，一个火炉，一个风箱，
一个大铁砧。炉火常年不灭，风箱呼哧呼哧地响，铁锤砸在铁砧上，叮当，叮当。
我不喜欢打铁。嫌吵，嫌脏，嫌没出息。我爸一锤一锤砸那些红彤彤的铁块，火星四溅，
落在他的围裙上，落在他的胳膊上，烫出一个个小黑点。他从来不躲，眉头都不皱一下。
我喜欢看书。镇上有所初中，我就在那儿念书。学校的图书馆只有一间教室那么大，
两排书架，塞满了发黄的书。我把那些书一本一本借回来看，看到天黑，
看到我妈在院子里喊我吃饭。我爸不反对我看书，但也从不过问。他只知道我会考，考好了，
就能去县城念高中，考得更好，就能去省城念大学。那是他这辈子没走过的路，
他希望我替他走。初三那年春天，学校来了一个实习老师。三她叫沈念慈。
这名字我记了二十多年。她是从省城来的，师范学校的学生，到我们镇上实习三个月。
教语文。第一次走进教室的时候，全班四十多双眼睛都盯着她。她站在讲台上，脸红了一下，
然后笑了，说：“同学们好，我姓沈，你们叫我沈老师就行。”她穿一件白衬衫，
扎一个马尾辫，笑起来眼睛弯成两道月牙。那时候我十四岁，不懂什么叫喜欢。
只知道她念课文的时候，声音好听，像收音机里的播音员。她板书的时候，字写得好看，
一笔一划，干干净净。她走过我身边的时候，空气里有一点点香，不是肥皂味，
不是雪花膏味，是我从来没闻过的香味。有一天下课后，她把我叫到办公室。我站在她面前，
手心冒汗。“周长安，”她翻着我的作文本，“这篇作文是你自己写的？”“是。
”她抬起头看着我，眼睛里有光：“写得真好。”我愣住了。
那篇作文写的是我家院子里的柿子树。那时候树刚种下一年多，还没结果，
我写的是想象它结果以后的样子。写秋天来了，柿子红了，我爬上树去摘，我爸在下面接着，
我妈把柿子做成柿饼，挂在屋檐下，一串一串，像红灯笼。我没告诉她，那些都是我想象的。
柿子树还没结果，我爸从没接过我，我妈也不会做柿饼。“你有灵气。”她说，“好好写，
以后能成事。”我站在那里，心跳得厉害。不是因为被夸奖，是因为她看着我。
那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像阳光落在树梢上，暖融融的。“沈老师，”我鬼使神差地问，
“你家的柿子树，也会结果吗？”她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那笑容比刚才更好看，
眼睛弯成两道月牙，弯得能装下整个春天。“我家在城里，住楼房，没有院子，
也没有柿子树。”她说，“不过以后会有吧。我喜欢柿子。”那是我第一次跟她说课外的话。
也是第一次，我心里有了一个念头，想把自己变成一棵树，种在她经过的路边，
等她路过的时候，开花给她看，结果给她吃。四她只待了三个月。走的那天，我去送她。
镇上的班车一天只有两班，早上一班去县城，下午一班回来。她坐早上的车走。
我起了个大早，站在车站对面的槐树下等她。天刚蒙蒙亮，街上没什么人，
卖早点的铺子刚开门，热气腾腾的包子笼摞在门口。她提着行李走过来，一眼就看见了我。
“周长安？”她有些意外，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我张了张嘴，想说的话堵在嗓子眼里，
一个字都出不来。她走过来，站在我面前。“来送老师？”我点头。她笑了，
伸手摸摸我的头：“好孩子。回去好好念书，考个好高中，以后去省城念大学。
”她的手落在我头顶，很轻，很暖。那一刻我鼻子发酸，拼命忍着，没让眼泪掉下来。
班车来了，她上了车，坐在靠窗的位置。隔着玻璃，她冲我挥挥手。我也挥挥手。车开了，
扬起一路尘土。我站在槐树下，看着那辆车越来越远，最后消失在街角。
那天我在车站站了很久。卖早点的收摊了，太阳升起来了，街上的人多起来又少下去。
我站在那儿，心里空落落的，像被挖走了一块。回到家，我妈问我吃早饭了没。我说吃了。
我爸在铺子里打铁，叮当，叮当。我走进院子，站在柿子树旁边。那棵树比我高了一截，
叶子比去年密了。我盯着它看，看了很久。她会记得我吗？记得这个镇上，
有个叫周长安的男孩，站在车站送她，一句话都没说出来？我不知道。风吹过来，
柿子树叶哗啦啦地响。五我考上了县城的高中。三年后，又考上了省城的大学。
我爸把铁匠铺关了，送我去学校报到。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，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，
站在校门口，仰着头看着那些教学楼，半天没说话。“爸，进去吧。”他回过神，点点头。
走在校园里，他一直很沉默。走到宿舍楼下，他把行李交给我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，
塞进我手里。“学费交了，这是生活费。省着花。”我打开一看，是一叠钱，有百元大钞，
有十块的、五块的，甚至还有一块两块的钱票子。皱皱巴巴的，卷着边。“爸，
太多了……”“不多。”他打断我，“好好念书。”他转身走了。我站在原地，
看着他的背影。他走得很慢，背有点驼了，那双抡了几十年铁锤的手，背在身后，
紧紧地攥着。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躺在宿舍的床上，听着窗外的车声人声，一夜没睡着。
我想起我爸打铁的样子。想起炉火映红他的脸，想起铁锤砸下去，火星四溅。
想起他从来不躲，眉头都不皱一下。想起他说，等你长大，柿子树就结了。柿子树真的结了。
大二那年秋天，我妈打电话来，说树上的柿子红了，问我回不回去摘。我说功课忙，不回了。
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，说好，那我给你晒柿饼，过年回来吃。挂了电话，
我一个人坐在图书馆里，对着窗外的梧桐树发呆。梧桐叶黄了，落了一地。有人在树下走过，
踩在叶子上，沙沙地响。我想起很多年前，沈念慈站在讲台上，笑着说：“同学们好，
我姓沈，你们叫我沈老师就行。”她在哪儿呢？还在省城吗？当老师了吗？结婚了吗？
有院子了吗？种柿子树了吗？我不知道。那些年我写过很多作文，得过很多奖，
发表过几篇小文章。每次写完，我都会想，如果她能看见，就好了。可她看不见。
她早就消失在人海里，像一滴水落进江河，再也找不见。六大三那年暑假，我没有回家。
我在一家报社找了份实习，跑新闻，写稿子，累得跟狗一样，但很开心。带我的老师姓陈，
四十多岁，头发稀疏，肚子微凸，说话慢条斯理，但教起人来一针见血。有一天，
他翻着我写的稿子，突然问：“你想当记者？”“想。”“为什么？”我张了张嘴，
想说为人民服务，想说为社会发声，但话到嘴边，变成一句：“想把故事讲给别人听。
”他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过了几天，他带我去采访一个老教师。说是老教师，其实也不老，
五十出头，在特殊教育学校教了三十年聋哑孩子。她姓沈。沈。我的心跳了一下。到了学校，
见到那位沈老师，我的心脏又落回原处。不是她。是另一个人。更老一些，更瘦一些，
戴着厚厚的眼镜，笑起来一脸慈祥。采访结束，我站在校门口，看着那些孩子在操场上玩耍。
他们用手语交流，动作很快，像一群飞舞的蝴蝶。“周长安？”我转过头。
陈老师看着我：“想什么呢？”“没什么。”他点点头，没再问。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
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沈念慈三个字，像一根刺，扎在心里那么多年，以为早就磨平了，碰一下，
还是会疼。我不知道我想找她做什么。找到了又能怎样？她早就不记得我了。在她眼里，
我只是那个镇上初中的学生之一，四十多个孩子中的一个，没什么特别的。
可我就是想找到她。哪怕只是看一眼，知道她过得好不好。七我开始找她。
用最笨的办法：打电话。打到教育局，打到师范学校，打到所有能想到的地方。
大多数时候碰壁，被敷衍，被挂断。偶尔遇到热心的，帮忙查一查，说没有这个人。
找了半年，一无所获。那年寒假回家，我站在柿子树下，跟它说了这件事。树不会说话，
但风吹过来，叶子哗啦啦地响，像在回应我。柿子树已经很大了，比我腰还粗，
树冠遮了小半个院子。每年秋天结一树柿子，红通通的，压弯了枝头。我妈把它们摘下来，
做成柿饼，一串一串挂在屋檐下，等我过年回来吃。我咬了一口柿饼，甜得发腻。
我妈在旁边择菜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你天天对着树发什么呆？”“没什么。”“想媳妇了？
”我差点被柿饼噎住。我妈抬起头，看着我，似笑非笑：“你爸说你这两年不对劲。
是不是有对象了？”“没有。”“那想什么呢？”我没说话。她叹了口气，继续择菜。
过了一会儿，她突然说：“你记不记得，你们初中时候有个实习老师，姓沈？”我愣住了。
“你爸说她走的时候，你在车站站了一上午。回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，问她是不是欺负你了，
你不说话。”她看着我，“是不是那个？”我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“都这么多年了，
”她说，“该放就放吧。人家早不记得你了。”我低下头，看着手里的柿饼。她说得对。
可我放不下。八大学毕业后，我留在省城，进了一家媒体。工作忙，压力大，到处跑，
写不完的稿子，赶不完的场子。有时候凌晨两点还在电脑前敲键盘，
有时候周末也要扛着摄像机往外跑。我妈打电话来，问我什么时候回家。我说忙，过年吧。
她说好，那我晒柿饼等你。挂了电话，我继续敲键盘。窗外是这个城市永远不灭的灯火。
车流在高架桥上穿梭，像一条发光的河。我偶尔会想起沈念慈。想起她站在讲台上的样子，
想起她念课文的声音，想起她说“你有灵气”时看我的眼神。那些画面已经很远了，
远得像上辈子的事。但我还是记得。忘不掉。有一年冬天，我去采访一个民间艺人。
老人七十多岁，会唱皮影戏，年轻时走南闯北，老了回到家乡，守着几箱皮影和一座空院子。
采访完，他留我吃饭。一盘炒青菜，一碗白菜豆腐汤，两个馒头。他吃得慢，嚼得仔细，
像在品尝什么珍馐美味。“周记者，”他放下筷子，“你有喜欢的人吗？”我愣了一下，
没说话。他看着窗外，目光很远：“我年轻时候也有。唱戏的时候认识的，她唱青衣，
我唱老生。后来她嫁了别人，我继续唱戏。一辈子就过去了。”“后悔吗？”“后悔什么？
那是她选的路。”他转过头看着我，“人这一生，遇见的人，做过的事，都是缘分。有缘的，
留得住；没缘的，留不住。”那天晚上，我开着车往回走。路过长安街的时候，我突然想，
当年她为什么给我起这个名字？长安，长安。长久平安。她希望我平安。仅此而已。
可我把它当成了别的什么。九二十九岁那年，我结婚了。对象是同行，比我小两岁，
跑社会新闻的，风风火火，说话像机关枪。我们是在一次采访中认识的，后来加了微信，
聊着聊着，就在一起了。谈不上多爱，但也不讨厌。就是到了该结婚的年纪，
遇到一个合适的人，就把事办了。我妈高兴坏了，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张罗。我爸嘴上不说，
但偷偷把院子收拾了一遍，把那棵柿子树下的杂草拔得干干净净。婚礼在老家办的。
没去酒店，就在院子里摆酒。柿子树正当时，满树叶子绿得发亮，遮出一大片阴凉。
